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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什么隋朝的皇帝宁愿饿肚子也不迁都洛阳

发布时间:2021-01-07 11:31:33 阅读: 来源:项链厂家

为什么隋朝的皇帝宁愿饿肚子,也不迁都洛阳?

公元709年,关中爆发饥荒,粮食价格上涨到百钱一斗,不但老百姓饿的受不了,便是上层社会也觉得亚历山大。于是,群臣上奏,请求皇帝移驾东都洛阳。然而,唐中宗却死活不愿意。

为啥?据说是因为他老婆韦皇后是个恋家的宅女,不愿意跑那么远的路,于是让巫师造了个谣,说今年往东走不吉利。中宗信以为真。

但大臣仍一股脑建议他去洛阳,中宗很是恼怒,于是讲出了一句颇有名的话:“岂有逐粮天子邪?”

这话说起来很硬气,但由此也可知中宗本人的历史水平。在此之前,唐太宗、唐高宗就曾经多次因为关中闹饥荒而跑去洛阳就食,高宗本人更是死在了最后一次的洛阳行中。

但在病危之际,高宗犹念兹在兹的便是回到长安:“若天地神灵延吾一两月之寿,得还长安,死亦何恨!”

中宗之后,唐玄宗也多次上演逐粮戏码,之后的德宗时期,长安再次出现大饥荒,这次情形更加严重。许多禁军士兵因为缺粮甚至开始上街乞讨,眼瞅着兵变随时可能上演。当地方上的粮食终于抵达京师时,唐德宗长期紧绷的心弦才得以释放,一时情绪激动地小跑到东宫,对太子脱口而出道:“米已至陕,吾父子得剩矣。”满满地劫后余生的庆幸感。

其实不止唐代如此,早在隋朝之时,关中粮食已然成为一个老大难。隋文帝在开皇四年、十四年两次因为粮食问题而前往洛阳就食。隋炀帝即位后,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大规模营建东都洛阳,为的是一旦遇到关中饥荒,整个官僚机构便可以直接迁移到洛阳,以缓解关中的粮食压力。

然而,我们不禁要问,为什么隋唐的皇帝(武则天的情况暂且不论)不干脆“釜底抽薪”,直接将首都迁往洛阳呢?老是整这种“长安——洛阳”两地游不嫌太麻烦了吗?

答案或许在于隋唐的立国根基——府兵制。

府兵制缘起于西魏的宇文泰。六镇起义后,北魏政权旁落,先是镇压叛乱的尔朱荣强势崛起,但不久便迅速覆灭,伴随着尔朱氏之亡,北魏分为东西两魏,其中,东魏由高欢掌权,西魏则是宇文泰称霸。

公元543年,西魏与东魏在洛阳北部的邙山爆发大战,结果宇文泰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惨败,原有的以六镇北族兵为主的军队损失惨重。于是,宇文泰不得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,扎根本土的关陇豪右集团便是他主要的争取对象。

史书记载是,“广募关陇豪右,以赠军旅”。到公元550年左右,宇文泰便完成了二十四军的编制,府兵制度自此诞生。

靠着府兵制,本身人口、经济实力远落后于高氏政权的宇文氏,愣是在邙山惨败后短短的三十多年间,迅速灭亡了北齐,统一了北方。

府兵制为何有这么神奇的威力?

这其实有些类似秦朝。商鞅变法后,秦国实行耕战立国之策,在战争中取得军功成为发家致富走上人生巅峰的不二法门,于是,秦国人人皆是虎狼,军队的作战能力非其他诸侯国可以比拟。

府兵制度是同样的道理,通过严格而清晰的奖赏制度,让士兵与政权成为利益共同体,军队战斗力自然大大提升。

另一方面,府兵制是一种兵农合一的制度,国家从农民中挑选家庭殷实、体格强健的人充当士兵,不给他们提供薪水,外出作战时所需的粮食、衣物、兵器等都需自备,国家只提供一些重型的军械。

如此,士兵虽多,但国家的负担并不太重。

与此同时,一般的农民则免去了服兵役的责任,于是也不会耽误老百姓的耕作,避免了全民征兵制的危害,即便打仗,国家的经济也可以得到正常的发展。

既然有这么多优点,很多人不免会生出疑问,为什么这种制度在唐代之后便绝迹了?

道理在于,府兵制诞生在乱世,其能够落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自愿性,国家只是以利诱之而非强行摊派,它与后来明代的卫所制在制度起源上并不相同。而这种自愿性存在的前提,则是均田制与土地公有制。

因为只有国家实际控制着大量的土地,才可以将这些国有土地奖赏给那些有功的士兵,进而才会有人自愿去当兵以出人头地。同时只有士兵本身拥有一定量的土地,他们才有能力自带装备去打仗。

虽然都说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”,但在历朝历代,土地兼并都是一个大问题,而土地的兼并意味着国家丧失了实际的掌控。这种兼并一方面是因为特权阶级的存在,另一方面则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,即小农经济本身的脆弱性所导致的必然结局。

而中国之所以一直存在治乱循环的怪圈,正如《三国演义》里著名台词所说的:“话说天下大势,合久必分,分久必合”,原因就在于随着国家和平日久,土地兼并越来越激烈,贫富差距进而扩大,直到某一个临界点后,农民起义爆发,旧有的政权以及依附于其上的特权阶级被摧毁,新生的政权得以掌握国家大部分资源,进而能够重新分配,以照顾到更多的老百姓,从而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景象,国家由此进入新一轮的稳定期。

在隋朝及唐的前期,山东、河北一带,经过魏、齐一两百年的发展,地主经济较为发达,实际上由国家掌控的土地并不多,而这些地区因为是新近依附之地,出于稳定的考虑,隋朝统治者不会进行强硬的土地改革,故而北周及隋在这些地区进行的所谓授田,大抵上只能是一种形式。

而长江以南的地区,在陈朝灭亡之后,隋朝似乎连均田制度也没有推行。

与之相对,关陇地区自东汉以来就长期处在战乱之中,地主经济与地方势力并不发达,根本无法与国家力量相抗衡,故而土地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国家手中,均田制度也能相对稳定地维持下来。

简而言之,虽然府兵制是国家层面的政策,但真正能够实行的区域也不过关陇以及河东地区。故而,我们看到隋唐的府兵制有着明显的地理之别。

隋朝府兵来源史料有缺,但唐承隋制,可以由唐朝的情况来一以贯之。根据《新唐书》的记载,唐代全国折冲府共有566处,其中关中、陇右、河东三处加起来共有443处,占了四分之三还多。显然,关中及周边地区是府兵的主要来源。

国以兵立,既然隋唐以府兵制立国,而府兵制又严重依赖于关陇地区,那么也就不怪乎隋唐的皇帝宁愿做个逐粮天子,也不愿意放弃关中地区而冒然迁都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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